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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章（第1页）

但世上总有不畏强权的忠直之士，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便是其中之一。他在国子监授课时，公然讲述历史上宦官的危害。王振得知后，发誓要报复李时勉。他既兼领东厂提督，便利用职务便利，先派密探暗中调查反对派大臣各种阴事，以此手段来铲除异己，许多大臣都因此而栽在他手中。只是当王振用同样方法来对付李时勉时，竟然完全失效，神通广大的东厂番子始终查不到李时勉的任何把柄。只是想不到王振并未死心，派了人监视李时勉的一举一动，今日伐枝之举，也成了他一条大大的罪状。

朱骥明白了究竟，却没有立即赶去国子监救人，只皱紧眉头。李时勉于朱家有恩，朱骥并非不愿意出面，但王振是司礼监掌印，既是他下令拿人，多是以皇帝诏令的形式发出。既是皇帝下的命令，除了皇帝自己，没有人能够更改，不然抗旨不遵亦是杀头的罪名。

李骥几人虽期盼地望着朱骥，却也明白其中难处。

林鹗道：“我们来找朱兄，是想可否请朱兄出面，请那些锦衣卫校尉通融一下，让监生们从旁扶住木枷，好减轻李祭酒的痛苦？李祭酒已年逾七旬，这几日天气又这么热，怕是他老人家……”

忽听到有人叫道：“朱骥！”

转头望去，却是朱骥的岳父兵部侍郎于谦。他从来都是直呼女婿名字，而不像旁人称呼小名或是昵称。

朱骥见于谦一身官服，忙迎上去问道：“岳父不是陪同姑姑、璚英还有小表外甥去了西山碧云庵[60]进香，说明日才回来吗？”

“姑姑”是于谦的妹妹于冰，她嫁给钱塘人氏朱济，目下孙子朱喜得了怪病，听说京城有名医能治，遂千里迢迢带着孙子赶来北京求医，住在兄长家中。于谦本不信奉佛事，然他妻子董氏在世时，时常去碧云庵进香。这次于冰和于璚英都想去碧云庵为家人求签祈福，正好赶上放假，他便陪同一道前往。

于谦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边关有告急文书送到，我不得不临时赶回来。不过璚英还陪着她姑姑、外甥在西山，今晚不回来了。”又问道：“你不是今日当值吗？怎能擅自离开官署？”语气颇为严厉。

于谦曾是有名的铁面御史，朱骥又素来敬畏岳父，竟一时语噎，看了李骥一眼，这才嗫嚅道：“那个……李祭酒他……”

于谦皱眉问道：“李祭酒怎么了？”

丘濬忙大致说了经过，还未说完，一旁李骥便哭出声来，道：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家祖明明是被人陷害。于公也是朝中重臣，请您救救他老人家。”

于谦未及开言，便听到北面传来呼喝打斗声，那边是兵部、工部、户部、礼部等重要中央官署所在地，料想是出了大事，忙道：“王司礼当是以诏令的名义下令拿人，我只能等到上朝面圣时，当面向皇帝求情。”

李骥道：“那是三日后了，家祖年事已高，哪里能撑到那个时候？”

北面又传来嘈杂声，甚至多了金刃交接声。于谦转头看了一眼，微一思忖，便道：“目下太后、皇上一行应该在返京途中，你们不妨选几个监生做代表……”

林鹗登时眼前一亮，道：“于公是让我们拦路向皇帝和太后告御状，替李祭酒申冤？”

于谦道：“不是告状，也不是申冤，而是请求皇上赦免李祭酒。”

李骥毕竟还是个少年，沉不住气，声音又尖锐起来，嚷道：“什么赦免？家祖明明是受人诬陷，说是赦免，倒像是承认有罪了。”

于谦摇了摇头，一时不便当众说明王振与英宗皇帝关系非同一般，告王振的状，等于当街告皇帝，结果反而会适得其反。

丘濬倒是会意了过来，忙道：“多谢于公出言指点，我们这就回国子监找些同学商议。”

朱骥微一迟疑，道：“那我……”

于谦似是猜到女婿想跟丘濬等人一道赶去国子监，看是否能先行设法解救李时勉，摇头道：“你救不了李祭酒。王振有心要李祭酒的命，那些锦衣卫校尉必然奉了严令。况且他们又不是不知李祭酒有恩于朱家，若要看你的面子，早就手下留情了。”

丘濬忙道：“于公分析得极有道理。朱兄，你就不必多跑这一趟了。事情紧急，我们得尽快回国子监，好设法解救李祭酒。”

朱骥只得与丘濬等人拱手告辞，又跟随于谦往中央官署赶来。

却见是鸿胪寺前出了变故，一群人混战扭打在一起，还动了真家伙。看服饰，一方是蒙古兀良哈部落，另一方是日本人，均是入明朝贡的使者。

一些值守官署的明军军士亦闻声赶过来，却不加劝阻，只在一旁指指点点看热闹。一名荷衣女郎格外醒目，抱着双臂，冷冷地站在一旁。

***

[1]大明门：清代称大清门，民国称中华门。正门除国家大典以外，常年不开。皇帝迎娶皇后时开此门，迎大红喜轿进门，其余妃、嫔只能乘彩车进玄武门（清代称神武门）。1954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，大明门被拆除。1976年在大明门旧址上建起了毛主席纪念堂。

[2]清代时，清廷改大明门为大清门时，直接将“大明门”门匾拆下，翻转重刻后重嵌。民国时，执政选定于1912年10月9日（辛亥革命一周年庆典的前一天）将大清门更名为中华门，因不知清廷已翻转门匾重刻之典故，也想拆下石匾翻用背面，直接刻上“中华门”。然拆下门匾后，才发现里面是“大明门”三字，只好临时赶制了一块木匾，由王冶秋（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及奠基人）题写“中华门”匾额，挂于檐下。原“大清门”匾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务管理局保存，后移交首都博物馆。

[3]棋盘街到清代乾隆时改围以石栏，中间有路通东、西江米巷（今东、西交民巷），新中国成立后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悉数拆除。

[4]隋代以来，历朝均以刑部掌法律刑狱，与大理寺（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）并列。唯元代只设刑部，无大理寺。明清两代，刑部与都察院（由前代御史台发展而来，主掌监察、弹劾及建议，为最高监察机关）、大理寺并称“三法司”。遇有重大案件，由三法司会审，亦称“三司会审”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清廷宣布“仿行宪政”，改刑部称法部，刑部之称遂撤。

[5]明初官员休假很少，一年只有3天假期，分别是春节、冬至及皇帝生辰。直到明中后期，休假制度才逐渐完善起来，一月固定休假4天，加上节假日，每年休假50天左右。但明廷仍然废除了前朝名目众多的探亲假期，只规定父母大丧，守孝3年。清朝休假制度基本照搬明朝，直到后期才受西方影响，每月例假改为每周日休假1天。

[6]圆觉寺：遗址在今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乡老君堂村，为大宦官金英修建。金英得宠于明仁宗、明宣宗、明英宗三朝，其人信佛，自称是“奉佛弟子”。明英宗正统元年（1436年）二月，金英以报答前朝皇帝恩宠为名，用所获赏赐的金币以及募捐所得，在赐地武基庄田建造了一座佛寺。佛寺颇具规模：中有如来殿，左为观音殿，右地藏殿，前天王殿，后圆觉殿。廊庑绘有五百罗汉像。此外还有钟鼓楼、禅堂、斋堂、僧房，外有山门、金刚具像等。正统二年（1437年）八月建成后，金英又将皇帝所赐田土、树株布施给寺庙，作为斋粮，并延请名师住持，率领僧众朝夕讽诵经文，祝福太宗（即明成祖朱棣）、仁宗、宣宗永逍遥于极乐，及当今皇上英宗万岁圣寿。明英宗十分高兴，钦赐寺名圆觉禅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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